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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與夢想2019:知遠2018年度總結暨新春獻詞

2019-02-13 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訪問次數:

四年前的9月末,在知遠所組織的“反恐與全球網絡安全學術研討會”后的內部交流會上,“2018年”已被明確確立為知遠所未來發展規劃中的重要拐點——隊伍建設、結構設計、思想產品線建設,以及2018年后的重點任務規劃。全所上下按既定目標分進合擊,回首過去的年度,確立的戰略目標已基本逐一實現。

一、步步為營,進行體系作戰

知遠所在已確立的“堅持非營利性的立場,塑造核心競爭力,遵循商業化運作規則”的運營模式指導下,始終堅持從“人力資源視角、系統與控制視角、工作流程視角、組織結構視角、學術研究視角、運行安全視角、思想產品視角”七個方面,步步為營,穩扎穩打,實施“體系作戰”。目前看來,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在人力資源方面,我們積極引進所需人才,優化知識結構層級。在逐漸優化研究隊伍知識結構層級的同時,也完善了兼職人員的評審、入職程序,確保了外來力量的純潔性和可靠性。在廣泛吸納與尋求優秀人才的過程中,我們無比悲哀地發現,比貪腐現象更可怕的是一代人給毀了,以及“等、靠、要”下意識地遇事推諉的體制思維正侵蝕著防務研究人員的大腦。另一方面,正如“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并非所有的軍官都適合當將軍”一樣,并非所有的防務研究人員都適合從事防務智庫工作。具體到知遠所的現狀與未來,如何建造一個良好的“有思想、出思想”的機制與環境,如何沉淀與提煉適合我們自己的研究方法、分析方法——方法論,又是一個巨大的難題與挑戰。

二是適應中國軍隊改革對知遠所業務的新要求,根據實際情況,我們對業務組織結構連續三年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逐步形成了能力建設與能力使用分離的“所長管總、分部經營、中心研究”的扁平化矩形管理結構。當然,這并不是最終定式,而會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以期始終保持著對當下業務環境的高度適應性。

三是穩步落實四年前的“決策”,量力構建長遠性思想產品體系。始于2009年的“知遠·外軍研究開源情報產品系列”印刷品,截止2018年底品種已達336,至起草本文之時,更是達到345個品種,遠遠超過四年前規劃的200個品種,成為知遠所最早成熟與穩定的“思想產品線”。在八年前籌劃、四年前規劃的“外軍防務開源情報數據庫”項目,在2018年末,歷經坎坷與波折,終于有了實質性的啟動,這也將會成為知遠所未來3-5年最為重要的建設項目。沒有數據談何評估?沒有數據談何決策?我們只顧快樂地自娛自樂,導致缺課太多,逃課逃得連乘法口訣都忘了。

以上,是我們取得的主要成績,但更大的困難與挑戰還在后面......

二、防務智庫的新時代如何進行分析與研究

我們談不上未雨綢繆,更談不上運籌帷幄,只是基于長達十年的實踐,綜合知遠所的使命、知識結構、保密要求,以及軍隊未來的現實需求,于2018年下半年組織開發了《中國周邊地區作戰環境戰略評估框架》,基于開源情報,從政治、軍事、經濟、信息、基礎設施等方面,希望對外部作戰環境進行長期、細致的研究,一方面做為知遠所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可直接為軍隊相關部門與軍工單位服務——這種分析方式與框架又源于我們對認知對手、研究對手的基本思維模式。即,需要將對方視為一個體系進行系統性分析,盲人摸象難以得知真相。

分析與研究方法是一個防務智庫的核心競爭力,這一點,我們認為如此。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乏一些機構非常“國情”地認為“領導指示次數與層級”是核心競爭力的唯一標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

方法論,這一術語,簡單到“一種特定的做法或一套做法”來描述。但聚焦于防務分析與研究領域,特別是才運作三年的新興領域,在短期內沉淀一套標準化的“做法”,無疑是難上加難的事。“十年磨一劍”是必然之道。下面想談的,可能是當前最為沉重的話題,也可能是大家避而不談的話題,但卻是不得不談的問題。

三、這個時代需要什么樣的戰略家

1995-1996年,李登輝訪美,臺灣海峽發生危機。

1997年2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鄧小平逝世。

1997年,著名戰略學家李際均中將從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的崗位上“隱退”。

1999年5月8日,美國空軍戰機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

......

這意味著在中國面臨最直接的軍事挑戰和安全危機時,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經歷過戰爭洗禮的戰略頭腦已然退出了歷史舞臺。

令人振奮的是,世界矚目的軍事著作《超限戰》在1998年底全部完稿,1999年 2月正式出版,中國新一代的戰略思考者承前啟后,繼往開來。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一定程度上為《超限戰》所言中。自此美國開展了長達十年的全球反恐戰爭,中國面臨的軍事挑戰與安全壓力為之一寬,也迎來了自身的戰略機遇期。直到2011年,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再度把主要的戰略競爭對象指向中國。

那么這近十年來,中國戰略學界/防務學界的思考現狀如何呢?

200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個戰略學博士,時任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部主任呂德宏的專著《從思想到行動-解讀美軍戰略規劃》出版,他在序文《改造我們的研究》中指出:“經過多年來對我國與發達國家戰略學術界交流的觀察和思考,我們認為我國戰略學界存在以下現象:重認識、輕操作;重引進、輕創造;重結果、輕過程;重個體、輕團隊;重定性、輕定量……一段時間以來,學術研究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天馬行空有余、落地生根不足。根源是認識脫離實際,對我軍的研究脫離我軍實際,對外軍的研究脫離外軍實際。脫離了這兩個實際,大量似是而非的抽象觀點飄在半空,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自從2008年《改造我們的研究》一文面世再到2018年,又是一個十年,我們面臨的戰略環境持續發生著深刻變化,由外向內的主要戰略壓力從亞太再平衡再到第三次抵消戰略,由內向外的戰略作為從“一帶一路”到新一輪軍改,而我們的戰略和防務研究人員有沒有能力承擔相應的歷史使命呢?

(一)從抵消戰略到貿易戰——為什么防務學者會失聲?

2018年春,美國總統特朗普掀起針對中國的貿易戰,一時間烏云壓城,這正是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智庫與學者建言獻策的時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沒有研究戰略問題的防務學者從防務視角來分析問題。誠然,有的防務學者表達了一些分析言論,但是分析方式與地方國際關系學者幾乎沒有區別,本質上來講只是一名國際關系學者穿上了制服。

1、如何認識“貿易戰”?

戰略問題首先取決于認知。國內學者對于貿易戰認知有兩種主要觀點,第一種是認為美國對華戰略轉向,并且美國各界精英基本取得了共識,貿易戰只是打壓中國的一步。可是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不僅僅針對中國,而且針對了其他國家包括盟國,同時還有很多其他的政治經濟和安全舉措;第二種觀點是基于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學,認為貿易戰的本質不是空洞的所謂戰略轉向,而是實實在在的選票問題,認為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兌現自己的競選承諾,至少是多多少少給選民看,讓選民產生獲得感,以此穩定自己的選票基本盤,維持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是這卻無法解釋其執政以來,美國軍事與情報部門陸續出臺的針對中國方方面面的小動作。

上述兩種觀點頗為對立,卻很難說誰對誰錯,如果說這其中有認知混淆的話,那就是把貿易戰和對華戰略轉向混為一談,事實上,這兩者龍屈蛇伸,又同時發力,交織纏繞,又同時有著清晰的脈絡。例如,美國制裁中興一般被認為屬于貿易戰的范疇,美國制約華為可能就不屬于貿易戰的范疇。

貿易戰的本質是選票問題是事實,對華戰略轉向是另一個事實。如果說政客的很多作為都是選票導向,屬于“房間里的大象”,那么戰略的轉變就屬于“隱蔽工程”里的草蛇灰線。值得注意的是,貿易戰的主要導向之一復興美國的制造業并非發端于特朗普執政時期,而是早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就開始實施。而對華戰略轉向,并且早已明確呈現在特朗普執政之前的美國戰略文件中,并非僅由這一屆美國精英推動,而是從冷戰后就開始在美國戰略界中醞釀,只是在等待具體的國際環境變化。從美國近期的戰略規劃來看,應是以美國國防部主導推動的第三次“抵消戰略”為標志,推動美國在各個領域對中國各方面的國家力量的抵消,包括情報反制、軍事抵消、技術限制、成本強加等各個方面。

2、防務學者需要會分析“貿易戰”這樣的問題嗎?

在戰略中,國家安全問題統領一切。在國家安全問題中,軍事/防務問題處于首要位置。然而,政治與經濟問題是考察安全問題的重要因素,也是戰略研究人員必須具備的學科素養。

中國方面,習總書記曾強調,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美國方面,2017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對于政治安全的表述是捍衛美國人的價值觀,特別提到《人權法案》規定,“我們尊重人的自由,應當從尊重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開始。對于美國人而言,法治下的自由、公平以及每個人的尊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上,美國現行民主制度運轉出現問題,導致整個國家治理和發展能力的衰退,更應該成為真正意義的“國家安全戰略”需要討論的問題。

2017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也指出,經濟安全屬于國家安全。同時,一個可行的安全戰略,要考慮到經濟因素對軍事問題的直接成本影響。前美國國防部凈評估辦公室主任安德魯·馬歇爾在討論什么樣的環境造就戰略家時,提到“蘭德公司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提供了良好環境,產生了一批當前公認的重要戰略思想家……當時在蘭德公司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經濟學家在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討論中起了領導作用,而且還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塑造了蘭德公司處理國家安全問題的方式。”一個具體的案例是,上世紀80年代初,在國防部開始采用后來稱為“競爭戰略”的那些觀念之際,馬歇爾與某個軍種負責人進行過交流。對于設計一些軍事計劃以便向蘇聯施加更高成本的想法,他并不贊成,至少持謹慎態度。他提出兩點理由反對刺激蘇聯提高軍費。第一個理由是無論如何蘇聯都會提高軍費,想不出它為什么不這么做。第二個理由是我們自己的軍費預算波動過大,激起一場美國沒把握持續玩下去的競爭并不明智。第二個理由有合理之處,而第一個理由表明,這位軍種負責人沒有意識到蘇聯超高軍費開支的長期后果,或蘇聯人必須在不同軍事項目當中所做的困難權衡,因為資源總是有限的。

通俗來講,貿易戰問題既是政治問題,又是經濟問題,然而中國絕大多數的防務學者,由于教育和工作背景,相比較擅長于理解軍事問題,而無法很好地理解政治經濟問題,很難成為一個優秀的安全戰略/大戰略分析人員。(依照國內防務界的習慣,一般把聚焦防務問題的戰略稱為軍事戰略,涉及到政治經濟問題以及其他國家力量要素的集成分析稱為大戰略,而美國的習慣是稱為國家安全戰略)。尤其是對美研究,又需要深入的國別研究知識。例如,美國的政治是如何運營的?美國在宗教、民族、媒體、金融各方面的問題對美國國家機器運轉會產生何種影響?這些不看透徹,輕易不敢做出涉及美國非軍事問題的判斷。

如果防務學者只是關注戰役戰術層級的軍事安全,當然也沒有問題,但沒有看到與貿易戰并行的美國第三次“抵消戰略”在特朗普政府期間的實踐則是屬于研究深度的問題。美國自2016年正式推出第三次抵消戰略概念以來,中國國內防務界對其高度關注,出臺了大量的研究與評論成果。然而,到了2018年,國內基本無人再談論抵消戰略。這并非意味著抵消戰略“黃”了,而更現實的是其作為一種工作思路已經成為了日常,自然不再需要年年講月月講。對手的戰略在評估階段,我們高度關注,到了落實階段,我們反而麻木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整體而言,我們的戰略/防務學界作為一個整體,離時代的期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國關學者有可能成為一個好的戰略家嗎?

在中國的防務界與國關界的交叉區域經常出現這樣一個現象,那就是防務學者一談政治經濟問題基本都只能閉嘴,國關學者一談軍事問題基本就要出洋相。

美國防務界曾經有一篇評論文章《國際關系學界研究戰略卻不懂軍事》,提到:“幾年前,在與我們(政治學家)的一員——來自一所常青藤大學的一位資深政治學家——交談時,他征詢如何就當代中東安全問題提供國防政策建議的見解。很快我們就明白了,學術界根本就不了解國防政策界的整體結構,更談不上如何提供最好的建議了。具體來說,想接近軍事領導人的研究人員并不知道軍種參謀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之間的差異,更別說理解聯合參謀部、作戰司令部、或特種作戰司令部的獨特角色了。此外,實際上,當想要提供政策建議時,這些人員也不確定軍事領導人的職權范圍是什么。隨著談話的深入,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位專家缺乏國防政策的基本知識。勿庸置疑,學術界提供咨詢的機會從未真正實現過……雖然國際關系界已經多次集中努力打通學術界和政策界之間的隔離,但是上面的軼事說明了這一鴻溝的一個重要方面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術界缺乏武略……絕大多數政治學家無法深入了解和接觸軍事領域……只有少數政治學家深諳軍事事務,且可以接觸軍界人士,這少部分人已經推出了一些很具影響力的安全研究文獻,且對政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典型的兩個政治科學家就是薩繆爾·亨廷頓和埃略特·科恩

為了幫助政治學專家理解軍事,研究戰略,美國同行提出五點建議,大意如下:

1、了解國防組織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及各個部門的主要功能。

2、了解軍銜結構以及機關和基層的差異。

3、掌握關鍵軍事裝備的知識。

4、研究歷史包括軍事史。

5、閱讀軍人感興趣的書籍。

中國的國關學者,除了從軍隊退役進入高校或研究機構的少數有服役經歷者之外,與美國的同行有著類似的問題。簡而言之,國關學者應該學習軍事知識。以本文討論的主題來看,國關學者尤其要學習的還有情報領域的知識(非圖書館情報學),情報斗爭往往是直接軍事斗爭的序曲與準備,與之相協同的還有經濟、金融、宣傳、網絡等方面的斗爭,在第一槍打響之前(有可能永遠不會打響),大顯身手的就是這些要素。

自美國第三次抵消戰略推出以來,美國國會通過多個涉及反情報的法案,包括《反外國政府宣傳和虛假信息法案》、《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案》、《反擊中國政府和共產黨政治影響運作法》等,都把中國作為主要或者唯一對象。在科技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明確的防范中國的動作。例如,美國嚴密監視和審查涉及“千人計劃”的華人學者,收緊中國科學家赴美商務簽證,收緊中國攻讀相關技術專業的留學生簽證,乃至實施一些抓捕行動。

至于近期各界關注的華為問題,其本質可以用《紐約時報》中文網近日的報道作為解釋:“特朗普政府認為,世界正在進行一場新的軍備競賽。雖然這是一場涉及技術,而非常規武器的競賽,但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同樣大的威脅。在一個由計算機網絡控制著最強有力武器(除核武器以外)的時代,任何主導5G技術的國家,都將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擁有經濟、情報和軍事上的優勢……美國擔心,中國可能會在電信和計算網絡中插入“后門”,讓中國安全機構能夠攔截軍事、政府和企業通信……這給情報竊取和網絡攻擊造成了巨大便利。”

自2018年起,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以情報合作為核心)中目前已有美、英、澳、新四個國家正式表示將禁止華為參與本國的5G建設,只有加拿大尚未表態會禁止采購華為的設備,但已遭到了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美國也不斷勸阻其歐洲盟國禁止華為參與各國的5G建設。同時,在北約盟國體系中,波蘭已經以間諜活動為由逮捕一名華為員工。挪威、德國、意大利都對采購華為設備存在擔憂。此外,日本也有明確表態拒絕華為的設備。

因此,筆者認為,美國針對華為的23項指控是貿易爭端的一部分,但國家綜合實力的根基在于經濟,經濟安全屬于國家安全,網絡安全屬于國家安全,在此集中討論中國企業行為本身的合法合規問題在“競爭是大國關系的本質”這一法則下無異于削足適履。無奈的說,在規則制定者面前只能被動適應對方的規則,保護中國企業的海外利益,理想狀態是按照中國的規則來辦事。

(三)優秀的戰略家需要建立一種系統的戰略分析方法

貿易戰與第三次抵消戰略的梳理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如何能夠全面而正確的認知對手和自身?答案當然不是簡單的國際關系學者應該學習情報和軍事知識,而防務學者應該學習政治經濟學。

當分析一個國家的整體軍事能力時,美國人曾經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基礎設施和信息系統(PMESII),通過分析對手的PMESII系統可以識別出關鍵節點、鏈路和弱點,使用動能或非動能武器對這些節點、鏈路和弱點進行打擊,以獲得期望的效果。

另一個典型的案例是蘭德戰略評估系統。自從國內第一批有志于成為防務智庫的組織誕生以來,大多都對標要成為中國的蘭德智庫。有趣的是,有的組織在取名時,以蘭德智庫的蘭字作為對標,于是出現了赤橙黃綠青藍紫等各種顏色的某德智庫。然而,蘭德公司之所以成就為蘭德公司,既不是他所謂成功預測了中國出兵朝鮮(已證偽),也不是他匯集了多大的資金和多少顯赫的成名專家,而是蘭德公司一整套的研究方法以及數據積累,在這兩大支柱的支撐下,才產生出具有強大參考意義的研究結論。

蘭德戰略評估系統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率先將人工智能和作戰建模技術用于兵棋推演,成為美軍最早的一套戰略分析工具,確立了將“政治-軍事兵棋推演”與分析建模結合的發展道路。在蘭德戰略評估系統最后的4.6版本(1992年的5.0版沒有正式發布),蘭德戰略評估系統應冷戰后全球安全和戰略環境的變化進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并改名為聯合一體化應急模型。聯合一體化應急模型一直沿用至今,作為聯合參謀部的一個重要分析工具,至今仍在支持參謀長聯席會主席、各作戰司令部、軍種和聯合分析人員的分析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并被美國軍方各個部門乃至其他多個國家的部隊所采用。

簡單的理解,聯合一體化應急模型是分析方法與數據的結合,從其建設周期來看,在一應資源都充裕的條件下,建設一套完整的戰略分析工具大概花費了12年時間。

那么,戰略家在整個系統開發中扮演何種角色呢?

蘭德戰略評估系統于1979年獲美國國防部正式批準,由凈評估辦公室總體負責該分析方法的研究與開發工作。作為凈評估辦公室的負責人,被譽為美國戰略界“尤達大師”的安德魯•馬歇爾就方案設計提出了具體要求:一是能以推演形式,對戰略、軍力和軍力平衡進行分析與評估,并能對作戰計劃進行測試;二是能提供一個可用于評估和比較美蘇之間戰略部隊能力的靈活分析工具;三是對戰略評估的全面評估需要包括評估美國盟友及其他第三方國家的看法和觀點;四是用戶應包括與軍事力量、項目分析和作戰規劃的凈評估有關的機構。

可以說,蘭德戰略評估系統是分析方法與過程的計算機化,根基仍然在于戰略家的設計本身。

毫無疑問,國家安全戰略(大戰略)的范疇比軍事戰略更大,需要更為系統的分析,戰略家個人或許有著跨專業的專長,但是絕對做不到全知全能。依靠戰略家個人的腦細胞或許能夠做到定性分析,但是系統性的定量分析遠遠無法企及。

我們認為,國家大抵是一個由內核和外圍組成的體系。內核系統,由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基礎設施和信息系統各系統構成一個體系,朝著國家安全戰略規劃的方向前進。外圍作用力是由于各個系統或者系統中的重要節點,有著各自的利益,其對整個體系從不同方向產生作用力,使得國家安全戰略這一主要作用力影響下的國家運營的速度、方向產生減速和偏移。減速和偏移產生的小,國家安全戰略運營得相對較好,對于國家行為的分析主要看其戰略管理情況,例如里根總統期間的美國;減速和偏移產生的大,例如政客、民族、軍隊、國家的利益嚴重不一致,國家安全戰略破產,例如埃爾多安總統時期土耳其的衰退;減速和偏移嚴重,例如政治制度失效、經濟失序、社會分裂、軍隊叛亂、從而導致國家徹底失敗,例如蘇聯的崩潰。

因此,我們用21世紀的標準來要求的優秀戰略家應能夠奠定系統分析方法的基礎,并且能夠指導技術手段實現人機結合。中國的國力日益增長,但如何恰當的使用力量,我們需要一流的戰略頭腦來指導,這就是偉大時代的期許。

 

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責任編輯:huang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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